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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如果鲁迅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或作家，这趟旅行不会有多大价值，但在历史的进程中他被推到中国现代文学头把交椅的位置，其一生的经历都被审视解读。

　　国庆前夕，9月20日至22日，西安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活动——“纪念鲁迅西安讲学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”。

　　“他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个符号，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人物，他到西北大学讲学，一直是西北大学的光荣。”

　　100年前，1924年7月14日至8月4日，鲁迅来西安讲学，共待了21天，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西北之旅。加上路上所用15天时间，前后持续一个多月。

　　在西安，除了讲课，鲁迅还去听了秦腔，参观景点，购买纪念品……像今天的游客一样。

　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头号大师，鲁迅研究长期是一门显学，围绕这次西安之行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和著作。鲁迅所走过的地方，也以他曾经的到来为荣。

　　那么，鲁迅的西安之行是怎么促成的？他对西安的印象如何？这次讲学的意义究竟有多大？

　　1911年10月10日，“武昌起义”爆发后，西安革命党人也予以响应，在10月22日发动了“西安起义”，清军军械官陈树藩投向革命阵营，提供了武器弹药，立下功劳。

　　之后，陈树藩在各派别中左右周旋，扩张自己实力，于1916年出任陕西督军。但他拥戴袁世凯称帝，后又投靠皖系军阀段祺瑞，革命党人对其痛恨，发动了“驱陈运动”。

　　1918年，陈树藩以“陕西省省长”职位为诱饵，邀请河南军阀刘镇华入陕援助，击退革命军。1921年，刘镇华又背叛陈树藩，投靠直系军阀曹锟，并取代陈出任陕西督军兼省长。

　　1923年10月到1924年11月，曹锟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，有了这个靠山，刘镇华地位稳固，独揽陕西军政大权。

　　1924年夏，陕西省教育厅与西北大学合办“暑期学校”，邀请东部名校的学者们来西安讲课。刘镇华想借此彰显自己的文治开明，给予了资金支持。

　　西北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创办的“陕西大学堂”，民国建立后改组为西北大学，但在北洋政府时期一度衰落。1923年，刘镇华主政陕西后，决定重建西北大学，并请“圣人”康有为题写校名。

　　时任校长傅铜也经历不俗，他年轻时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，导师是著名哲学家罗素。回国后曾任北平大学文学院院长，因为和刘镇华是河南老乡，所以受邀调任西北大学校长。

　　傅铜深感陕西文化闭塞，希望通过名家讲学活动来开阔老陕眼界，带动陕西教育提升。

　　起初，暑期学校并没有想到要请鲁迅。当时鲁迅的身份是官员，在北京任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，相当于现在的副司级，同时他也在北京大学等学校做讲师。

　　他因《狂人日记》《阿Q正传》成名，是新文化运动主将，但还未到达声誉的顶峰时刻。小说集《彷徨》还未出版，左翼文化运动也还未开始。

　　鲁迅的北大学生中有一位叫王捷三，恰好是陕西人，觉得鲁迅很重要，给傅铜写信，建议邀请他到西安讲学。傅铜同意了，并让王捷三负责北京地区的接洽工作。

　　此时的鲁迅正处在人生的微妙时期。前一年，1923年8月，他被弟弟周作人从家里赶出来，坊间传闻是“偷看弟媳洗澡”，至今未有定论，是一件历史谜案。

　　之后，鲁迅花费800元，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买了一处宅院，1924年5月搬进去。6月份他回弟弟家取东西时，又和周作人夫妻吵了一架，很是郁闷。

　　同时，鲁迅正在构思一本关于杨贵妃的长篇历史小说，到西安正好可以实地考察，搜集资料。

　　鲁迅的朋友郁达夫曾谈到这部小说的构思：唐玄宗早已知道安禄山和杨贵妃的关系，所以马嵬坡之变时同意士兵杀掉杨贵妃。

　　综合各方面原因，鲁迅答应了去西安的邀请。他还为此行专门买了两件新长衫，理发沐浴，很重视。

　　与鲁迅同行的人，有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、李顺卿，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、李济等京津地区的学者，都是各领域的“大家”，组成了一支非常豪华的讲师团。

　　1924年7月7日晚上，鲁迅一行从北京火车站出发，先沿京汉铁路南下，第二天到达郑州。9日，改乘汽车到陕州，因为当时陇海铁路还在修建中，没法再坐火车。

　　坐船途中，遇上暴风雨，船只颠簸，同行人都心惊胆战，而鲁迅因为是江南人，自小乘船，很是淡定，还给大家讲故事。

　　前后加起来，他们在路上就花了7天时间。鲁迅描述说：“陕西人费心劳力，备饭化钱，用汽车载，用船装，用骡车拉，用自动车装，请到长安去讲演。”

　　不像现在，从北京到西安的高铁只需要四五个小时。但来的人也杂了，很容易夹头。

　　“暑期学校”开在西北大学，地点是西安报国寺街南教场，鲁迅一行就住在西北大学的教员宿舍。

　　7月20日，举办开学典礼。听课的人除了本校师生，还有西安各中小学教师及各县劝学所选派的代表，共约700人。

　　7月21日到29日，鲁迅在暑期学校讲授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共11次，计12个小时。

　　就在来西安之前，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下卷刚刚出版，这本书被认为是“一部奠基的大著作”。而鲁迅在西安讲学的内容是著作的缩减版，新鲜出炉的。

　　但暑期学校的教学效果并不好，学生们对这些学者不了解，也没有多少尊重。蒋廷黻回忆上课场景：“他们太没有礼貌，不是喧闹就是打盹。”

　　一方面，当时西北的教育太过落后，学生们水平低，而这些教授讲的又多是形而上的理论问题，再加上方言口音，很难听懂。

　　鲁迅在1925年给许广平的信中也描述了讲课情景：“我以为可悲的，而听众木然，我以为可笑的，而听众也木然，都无动，和我的动作全不生关系。 ”

　　所以，办“暑期学校”是个场面活，真实价值不大，也没见哪个听课的学生后来成材了，写回忆文章。

　　刘镇华感觉鲁迅讲的内容太文，跟吹捧自己没啥关系，又托人邀请他到陕西讲武堂给军人们讲演，并希望把题目换成“武的”。鲁迅的答复是：“我只会讲小说史。”

　　鲁迅是个电影迷，不怎么看戏，但在西安期间，他5次前往“易俗社”观看秦腔，看了《双锦衣》《大孝传》《人月圆》等剧目，这是有特殊原因的。

　　易俗社是陕西同盟会会员李桐轩、孙仁玉在1912年创建的秦腔剧团，企图通过戏曲表演这种通俗的方式来“补助社会教育，启迪民智，移风易俗”。

　　因为对教育的贡献，1920年，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易俗社颁发了“金色褒奖”，而鲁迅作为教育部的公务员，对易俗社自然早有耳闻。

　　而时任易俗社社长吕南仲，恰好是浙江绍兴人，和鲁迅同乡，所以特意邀请他去看戏。

　　8月3日，临走前一天，鲁迅第五次到易俗社看戏，并向易俗社捐赠了50元钱。他西安之行的讲课费是200元，相当于拿出了四分之一。

　　当天晚上，陕西督军刘镇华在易俗社剧场设宴为鲁迅饯行，宾客一边吃饭一边看戏，一代文学大师的西安之旅在秦腔声中结束。

　　后来，易俗社还参与了重大历史事件。1936年，西安事变发生时，张学良在临潼扣押蒋介石，而杨虎城陪同南京政府的要员们在易俗社看戏，配合了行动。

　　1949年后，易俗社成为国营剧团，并一直持续到今天。2010年，曲江文投对易俗社进行了翻新，改造成一条文化街区，既是演出场所，又是旅游景点。

　　2012年，易俗社百年庆典上，上演了以自己发展历史为剧本的秦腔《易俗社》，其中就有鲁迅与易俗社的片段。

　　在从潼关去往西安的路上，鲁迅就先在临潼逗留，游览了华清池，并在温泉洗浴。抵达西安第二天，他去参观碑林，看到了被盗毁后的昭陵六骏中的四骏。

　　之后他还去了大雁塔、曲江、南院门、荐福寺等景地，回程的时候参观了函谷关。和普通游客一样，鲁迅也买了不少纪念品，比如土偶、弩机、磁猿首等。

　　在游览的过程中，他也在为自己的小说寻找灵感，可惜并没有找到。因为所谓的历史之地，都是后人重修或仿造，并非原始古迹。

　　“现在的长安城里几乎看不见一点唐人的遗迹……如大小二雁塔，名声虽然甚为好听，但细看他的重俢碑记，至早也不过是清之乾嘉，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？”

　　他还提到：“鲁迅先生说，看这种古迹，好像看梅兰芳扮林黛玉，姜妙香扮贾宝玉，所以本来还打算到马嵬坡去，为避免看后的失望起见，终于没有去。”

　　当时的西安城经过多年战乱已非常破败，到处是废墟。街道是石条路，高低凹凸不拼，路边垃圾杂陈，污水横流……这和鲁迅对大唐长安的想象差距太大。

　　当时关中地区多种，城里抽的人也多，连街边的叫花子都在抽。鲁迅也尝试抽了一口，孙伏园为他感觉咋样，他说：“有些苦味。”

　　总体来说，鲁迅对西安的印象是很差的，回到北京后，他取消了写作杨贵妃小说的计划。

　　“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，去过长安。到那里一看，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，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来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，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。原来还是凭书本摹想的好。”

　　所以，鲁迅一生中只写过中短篇小说，而唯一一次写长篇的机缘，与西安失之交臂。至今仍有人为此扼腕，觉得西安太不争气了。

　　但一位作家放弃一个选题，原因是复杂的，不能只怪罪于西安。还是那句台词说得好：“抓周树人，跟我鲁迅有什么关系。”

　　离开西安回京后，1924年12月15日，鲁迅在《语丝》上发表了一篇杂文《谈胡须》，提到了他西安之行的事：

　　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，一个多月之后，胡里胡涂的回来了。知道的朋友便问我：“你以为那边怎样?”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，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，很大的石榴树，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。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? 我于是说：“没有什么怎样。”

　　那时的社会局势变化也快。1924年9月，“第二次直奉战争”爆发，刘镇华率军争夺河南地盘，企图把陕豫连成一片，但兵败失利。他再想回陕西，又被国民军将领杨虎城、李虎臣的阻击，即著名的“二虎守长安”。刘镇华被赶出陕西。

　　刘镇华离陕后，傅铜也从西北大学不辞而别，去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任教，后来任安徽大学校长。建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，1970年去世。

　　邀请鲁迅来陕的王捷三，1925年从北大毕业后回陕西工作，1939年出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，还曾担任胡宗南的司令部秘书长。建国后，曾任西北大学、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，1966年去世。

　　如果鲁迅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或作家，这趟旅行不会有多大价值，但在历史的进程中他被推到中国现代文学头把交椅的位置，其一生的经历都被审视研究。

　　不管他个人对西安的态度如何，他到过西安的事实不可磨灭，也必然进入史家范畴。

　　因为鲁迅和西北大学的缘分，鲁迅研究成为西北大学的一个重要课题。1951年，在鲁迅逝世十五周年之际，西北大学成立了鲁迅文艺研究社。

　　1974年，为纪念鲁迅来西安讲学五十周年，西北大学成立“鲁迅研究室”，同时还创办了《鲁迅研究年刊》，鲁迅的弟弟周建人题写刊名。

　　西北大学教授单演义是鲁迅研究专家，他在1957年出版《鲁迅讲学在西安》一书，详细介绍了鲁迅在西安的行踪，提到了抽、洗浴等细节，但被批评是“繁琐的考证”“污蔑鲁迅、丑化鲁迅”，于是在1981年出新版时，删掉了一些细节。

　　贾平凹在这次100周年纪念活动中，也特意怀念了单演义，“正是他创办了《鲁迅研究年刊》，第一个写了《鲁迅在西安》，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以至于西北大学一直是鲁迅研究的一块重地。”

　　鲁迅的西安之行，影响不止于陕西。他来回途中都曾在河南灵宝县夜宿，而灵宝又盛产大枣，无形中与鲁迅结下缘分。

　　1924年12月，鲁迅发表了散文《秋夜》，开头是那句著名的话：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

　　1936年8月，鲁迅的学生、河南作家曹靖华给鲁迅寄了两升灵宝大枣，鲁迅回信说：“灵宝大枣品质极佳，为南中所无法购得。”

　　100年后的今天，西安早已不是民国初期残破的样子，交通、城建、经济、社会风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也一直位居十大热门旅游城市之列。

　　今年国庆假期，西安市共接待游客1754.60万人次，游客总花费172.37亿元，大雁塔、钟鼓楼、华清宫、古城墙等都是热门景地。

　　尤其是在大唐不夜城景区，灯火璀璨，人流涌动，到处是穿着汉服拍照、游览的男女，有人说：“盛世长安又回来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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